書房與中式生活美學

書房，是傳統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生活空間之一。書房不但為歷代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修身養性、讀書撫琴的處所，還助力他們實現修身齊家、治國平天下的理想。早在漢代，文學家張衡就曾稱贊自己的書房可“彈五弦之妙指，詠周孔之圖書，揮翰墨以奮藻，陳三皇之軌�！��？梢娫谥袊鴤鹘y文化中，書房本身就是一個具備藝術體驗、閱讀寫作與圖書收藏等多元功能的空間。

唐代詩人劉禹錫的“陋室”曾是無數名士的桃花源，而寧波范氏家族的“天一閣”則以規模宏大與海量藏書著稱，乾隆的書房“三希堂”收藏了中國最頂級的書畫珍品……不同的書房，代表了不同的中式生活美學。本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實現政治抱負的唯一通道。一些文人墨客卻因時運不濟、命途乖蹇，不是屢試不第，就是遭受打壓，不得不寄情于山水與詩酒之間，遠離廟堂，避世江湖，形成了中式生活美學體系中的重要一環：名士之美。

名士們的書房必有另番情趣。最知名的當是唐代詩人劉禹錫的“陋室”。這間因千古名篇《陋室銘》而流芳百世的書房，見證了劉禹錫等名士們的生活美學。劉禹錫是一個官運不太好的人，在60歲之前，他做過的最大的官也就是一個小小的刺史。因此，“談笑有鴻儒、往來無白丁”的“陋室”成了他的精神家園。

既是“陋室”，當然不求氣派奢華，也不求滿壁藏書，不必有“絲竹”聲這種奢侈品，更不能堆滿案牘公文，變成一間要務繁忙的辦公室，但一定要具備“亭臺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”的自然樸實，要有“鴻儒”們的雅集，從而滿足名士們清新淡雅的精神需要。這種因各種“陋室”而孕育出的名士之美，從魏晉的“竹林七賢”到劉禹錫，再到八大山人、鄭板橋，一直延續至今。

書齋

彈琴閱古畫，煮茗仍有期

兩宋以降，中國的海外貿易逐漸興盛，及至明清兩朝，器物之美到達頂峰。各類文房雅物、金石碑版，競相成為文人士大夫們的最愛，書齋應運而生。

與簡樸的“陋室”不同，書齋一定要繁復講究。明清之際有兩部書，就是講書齋的陳列、布置，一部是文震亨的《長物志》，另一部是高濂的《遵生八箋》。在《長物志》中，文震亨認為，書桌應當“設于室中左偏東向，不可迫近窗檻，以逼風月”，而高濂更是要求書齋里要準備“臥榻”，目的在于讀書勞累了可以“偃臥趺坐”，宛如今日許多人在書房里放置的沙發。

當然，這還不算。文房四寶自不必說，當時文人還要求書齋必備植物，得有一只大水缸養魚，還必須要彈琴奏樂，甚至常備金樽檀板，演唱當時最為流行的昆腔。有條件的，還需陳列一些金石碑、名家字畫等古玩藝術品，經常邀請朋友來鑒賞分享。并且，書齋里的家具一定是紫檀或是黃花梨木料，瓷器必定是哥窯，一切都有講究。

明清書齋，見證了中式生活美學的極致：繁復之美。文人們不但踐行、推崇這種繁復之美，而且還將其理論化，除了前文所述文震亨與高濂的兩本書之外，還有李漁的《閑情偶寄》、張大復的《梅花草堂筆談》等著述，均對此頗有研究。

藏書樓

大丈夫擁書萬卷，何假南面百城

無論是陋室還是書齋，它們最大的差異，是在生活美學上的審美情趣不同，要說藏書，其實都不能算規模宏大，多半收藏一些經史子集的常備書或是少量私刻、坊刻的善本。因為印刷技術有限，古代中國大部分私人書房都不可能有巨量藏書。

但在中國歷史上總有一些真正對得起“汗牛充棟”這個詞的書房。那就是興起于明清時期江南的藏書樓。它們以動輒幾十萬卷的藏書量再加上與之相輔相成的園林、水法及木質建筑的藏書樓，共同反映了中式生活美學中的另外一端：極致之美。

最著名的代表，當屬寧波范氏的天一閣，其主樓是一棟“面闊六間的兩層硬山頂”“坐北向南，左右磚登為垣，前后檐上下俱設窗門，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”的樓閣，并且“鑿一池于樓下”，其風景“曲岸彎環，水漾漣漪，堂之影、亭之影、山之影、樹之影，皆沉浮波中”。這種奢華的園林景觀與幾十萬卷藏書交相呼應，可謂極致之美的典范。

有清一代，江南藏書樓數不勝數，除了寧波天一閣之外，還有嘉興項氏的“天籟閣”、朱彝尊的“抱曝亭”以及晚清陸心源創辦的“皕宋樓”“十萬卷樓”“守先閣”等。乾隆帝曾稱這類藏書樓之多令他“指不勝屈”。這也是當時江南經濟繁盛的重要見證。

上書房

藏古今珍品，成崇高之美

前述三種書房，皆為民間書房，宮廷書房與民間書房大不相同。這類被后世統稱為“上書房”的書房，除了藏書、讀書之外，還有兩個重要的功能，一是收藏重要的文物、字畫，另一個就是談論國事。

乾隆帝有個書房，叫“三希堂”，源于“士希賢，賢希圣，圣希天”這句話，位于故宮養心殿西暖閣里，是為乾隆皇帝的上書房之一。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古代字畫珍品如王珣的《伯遠帖》、王羲之的《快雪時晴帖》與顧愷之的《女史箴圖》以及數千冊珍貴的宋版書皆為三希堂所藏。這使得三希堂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皇家博物館與圖書館。乾隆帝還將其作為談論國事的場所，因此三希堂與其母體紫禁城、頤和園等皇家建筑一道，成為中式生活美學的一個重要典范：崇高之美。

中式的崇高之美，是一種獨特的生活美學，它既反映了封建時代文化、政治中心的統一，也反映了傳統中國文化中廟堂儀式感的最高境界。能享受這類生活之美的，當然只有皇親國戚與王公貴胄。但它卻借助皇權的力量形成標桿，對中國人的審美觀產生深遠的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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